當宗教遇到經濟學

時間:2015-01-22 15:46來源:未知 作者:admin 點擊:

 

來源:《中國民族報》
作者:張清津
 

 

  宗教經濟學認為,人們之所以信仰宗教,是因為宗教信仰本身也是一種旨在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行為。為此,經濟學家們用了現實效用和來世效用兩個概念。來世和現實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對立關系,這兩種效用都是人們所需要的。所以,如何在宗教活動和市場活動之間來分配自己的投入,這是每一個信徒所面臨的必然選擇。

  在魯迅的小說《祝福》中,祥林嫂虔誠地問“我”,人死后到底有沒有魂靈,“我”支支吾吾地答不上來。幾年前,一個美國的基督徒朋友問我:“你們中國人不信上帝,你們死后怎么辦呢?” 說實在的,我還是第一次聽人問我如此的問題,我也只能閃爍其詞地說:“中國人很少考慮死后的事。孔子就曾教導我們說,‘未知生,焉知死’。”

  死后怎么辦?對大多數中國人來說,這個問題似乎有點好笑,但對信奉來世的人來說,這確實是一個問題。信奉來世的教徒也許會嘲弄中國人的糊涂,為了有限的現世生命竟然放棄了永恒的來世;而普通中國人卻可能笑話教徒們的愚昧,為了一個虛無縹緲的來世而放棄了很多現世的快樂。這也許是一段誰也斷不清的公案,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但喜歡和稀泥的經濟學家們卻偏要站出來說個明白。他們認為,信奉來世的也不愚昧,不信奉來世的也不糊涂,他們都是理性的,他們的行為都是為了個人福祉的最大化。

  在現世快樂與來世快樂之間,每一個信徒都有一個屬于自己的均衡。    

  在經濟學家看來,快樂是人的終極追求。無論是販夫走卒,還是達官貴人,“人之熙熙,皆為利來,人之攘攘,皆為利往”。這里的“利”可以理解成“快樂”。信奉來世的教徒對上帝的崇拜行為是為了快樂––來世的、現世的快樂;不信奉來世的人“一切朝錢看”,也是為了快樂。二者都是理性的,其目的都是為了使自己的快樂最大化,只不過前者的快樂是由現世快樂和來世快樂兩部分組成的,而后者的快樂則只有現世快樂。經濟學家們將來世的快樂定義為來世財富。

  來世財富一定義,經濟學家們就有了涉足宗教的理由。當宗教遇到經濟學,閃耀在宗教身上的神圣光芒就注定被減弱。教徒們的崇拜行為再神圣,經濟學家都認為其目的是為了獲得來世財富。經濟學家們試圖用來世財富這一定義,來揭開宗教的非理性面紗。

  當宗教遇到了經濟學,就產生了宗教經濟學,理性是宗教經濟學的基本假設。在經濟學家們的眼里,宗教崇拜無非是一種交換,也就是教徒用自己的時間和金錢從教會那里換取精神產品,即所謂來世財富。同時,來世財富和現世財富之間有一種替代關系,也就是說,宗教活動是有機會成本的。當你把時間和金錢用于宗教活動時,就必然減少對市場活動的投入,從而減少現世財富。

  如果將來世財富和現世財富分別用A和B來表示,則任何人都面臨著3種選擇:A、B以及A+B。對大多數人來說,A肯定不是最優決策,因為單純選擇A就意味著只要來世快樂而拋棄現世快樂,就意味著死亡。但的確有少數人選擇了A,比如因宗教原因的自殺者和自殺性爆炸者。對這些人來說,來世的快樂顯然要重要得多,以至于放棄現世生命也在所不惜。伊諾康尼正在對此類人進行研究,而且肯定了其選擇的理性特征。

  沒有否認選擇B的人是理性的,因為畢竟現世的快樂是看得見摸得著、馬上就能享用的,也許這正是“未知生,焉知死”的本意。更多的人卻是選擇了A+B,他們既要來世的快樂,也要現世的快樂。

  一邊是大量信徒的宗教需求,另一邊是多個教會的宗教供給,于是就有了宗教市場。宗教經濟學家們無疑都是堅定的宗教市場論者。他們認為,和作為消費者的信徒一樣,教會也和廠商一樣具有最大化動機,這也是不同教會之間相互競爭的基本動力。所以,作為消費者的信徒和作為廠商的教會,都有意無意地受“最大化”魔咒的驅使,在宗教市場上進行交易。

  那么,是什么因素決定著一個人的投入在市場活動和宗教活動中間的分配比例呢?當然是利益的最大化原則。雖然由于科技水平的局限,經濟學家還無法對來世財富進行精確的計量,但經濟學家們認為,對于來世財富和現世財富的權衡,每一個人都是心知肚明的,包括選擇A的人。他們會根據自己的投入產出狀況來分配對宗教活動和市場活動的投入,從而使自己的來世財富和現世財富之和最大化。用經濟學術語說,就是每一個人都有一個屬于自己的均衡。這種理性選擇已得到了經驗的證實:人們隨收入的提高而傾向于減少去教堂的時間,或者用金錢奉獻來代替出席教堂活動。難怪很多美國人都不承認比爾·克林頓和比爾·蓋茨是基督徒,可能是因為他們出席教堂活動的時間太少了。

  宗教活動的現世效用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可以增加人力資本;二是可以增加社會資本。  

  在A、B和A+B之間,孰優孰劣?經濟學家們從微觀和宏觀兩個層面來分析。

  在微觀層面上,也就是在個人選擇層面上,由于個人的選擇都是基于個人的主觀感受,所以本來也談不上孰優孰劣。但因為不同社會的人具有不同的幸福感,故個人在宗教活動和市場活動投入分配上的選擇就有了比較意義。聯合國的一項調查表明,北歐和說英語的國家的人,他們的幸福感是最高的,而東亞人的幸福感是最低的。日本人的幸福感還不如泰國人高,僅僅和印度人相當。這是否是因為東亞人對來世的投入過少的緣故呢?也許是。因為現世快樂的獲得是有局限性的,一方面,市場投入具有遞減性——隨著投入的增加,收入增長率減少;另一方面,收入的效用具有遞減性——錢多了就不叫錢了。美國的統計分析表明,人均收入超過5000美元(折合人民幣約3.4萬元),收入所帶來的快樂會迅速遞減。所以,單靠現世財富來獲得快樂不見得是最優的。如果在現世快樂迅速遞減的時候,能夠另辟蹊徑,將一部分投入用于宗教活動來獲得來世快樂,快樂程度可能會更高一些。

  其實投入宗教活動的好處,并不僅僅局限于來世財富,還包括很多現世財富。經濟學家認為,教會不僅僅是宗教組織,它還是一個大俱樂部。參加教會的人不僅能夠獲得來世的快樂,而且還能夠在聚會中交友,增加自己的社會資本。通過簡單的統計分析,很多經濟學家還發現,宗教對犯罪、自殺、離婚、吸毒、酗酒、非婚性行為都有好的影響。在有宗教氛圍很濃的家庭長大的孩子,從事犯罪活動、吸毒或酗酒以及有婚前性行為的可能性更小。宗教似乎還影響到精神和肢體健康。盡管弗洛伊德把宗教指責為恐懼癥、偏見和獨裁主義,但艾利森(Christopher Ellison)等人的經驗研究持續證明,較高的宗教捐獻率和宗教活動參與率有助于精神健康、減輕壓力、增加生活滿意度。

  由以上分析可見,在微觀層面上,選擇A+B,可能會優于單純選擇A或B。

  在宏觀層面上,經濟學家用外部性和交易成本來分析宗教的效益。經濟學家對宗教的覬覦由來已久,從亞當·斯密到卡爾·馬克思,都曾嘗試開墾宗教這塊神秘之地,并發展出宗教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卻苦于沒有合適的工具。現代經濟學的發展,特別是交易成本的發現,為經濟學家分析宗教的效益提供了犀利的工具。

  經濟學家們認為宗教具有很強的外部性,也就是說,宗教信仰除了影響到教徒本人外,還對社會產生了影響。首先,宗教有助于增強人們的法律意識,減少犯罪率。對上帝的敬畏很容易延伸到對法律的敬畏。美國當代著名法學家伯爾曼認為,只有法律被信仰時,才能得到很好的遵奉。宗教信仰顯然有助于對法律的信仰。其次,宗教能夠減少犯罪,這是有經驗數據支持的。第三,宗教能夠促進利他主義,有助于道德的維護。美國慈善捐獻大約一半來自于宗教界。此外,宗教能夠強化團隊精神以及增加信任。基督新教對信任的促進作用更強,這一點已為庫伊斯(Guiso)的統計分析所證明。

  宗教的外部性決定了宗教信仰能夠降低交易成本。華人經濟學家張五常認為,交易成本大致可分為信息搜尋成本、談判成本和履約成本。由于宗教能夠強化人們的法律意識和相互信任程度,所以能夠有效地降低信息不對稱和交易雙方欺詐、違約的概率,從而可以從信息搜尋、談判和履約3方面降低交易成本。例如,穆斯林之間的商品交易,只要交易雙方對著《古蘭經》起誓,很快能會達成協議,交易成本很低。

  可見,在宏觀層面上,宗教有助于降低社會交易成本。A+B的選擇,也優于單純選擇A或B。

  目前中國的商品交易中信用度非常低,從而導致了很高的交易成本。有這樣一個例子:買賣雙方就一筆交易談成后,買方因為擔心賣方收款后不發貨,故主張先發貨后交款;而賣方則擔心買方收到貨物后不交款,故主張先交款后發貨。雙方互不讓步,結果交易最終沒有成功。這難道不值得深思嗎?這是否與人們信仰缺失有關呢?相信宗教經濟學研究會提供一個有用的洞見。

 

(責任編輯:d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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