宮哲兵:宗教人類學的現代轉變

時間:2009-09-17 11:22來源:未知 作者:admin 點擊:

宗教人類學屬于宗教學與人類學的邊緣學科。近20年來,我國宗教學與人類學都得到很快的發展,促使宗教人類學越來越引起學者們的重視。但是有相當多的學者,對宗教人類學的認識還停留在早期的水平,以為這門學科是專門研究未開化民族的原始宗教。其實二戰以后,宗教人類學的研究對象、范圍和方法都發生了轉變。這主要表現為從研究未開化民族的宗教到研究文明國家和發達社會的宗教,從研究的進化學派、社會學派、功能學派到現代的結構學派、象征分析學派,從靜態的研究到動態的研究,從局部的研究到綜合的研究,從實證的研究到哲理化的研究等等。

 

 

 

一、研究對象的轉變

 

 

 

1.未開化民族的宗教

 

早期宗教人類學家致力于研究那些生活在偏遠地帶的、未開化民族的原始宗教。因為他們相信,這些民族相當于人類發展進程中的早期階段。因此,發達民族已經消失了的古老的宗教,通過對現代未開化民族的宗教的研究,可以重構其歷史并找到一些規律。這種方法與中國孔子“禮失而求諸野”的思路是一致的。他們探討的中心問題是宗教怎樣起源?神話怎樣起源?萬物有靈是宗教的最初形態嗎?巫術是否先于宗教?圖騰崇拜是宗教的早期形態嗎?19世紀宗教人類學的研究資料,主要來源于在原始民族中生活過的傳教士、旅行家的書信日記,以及水手和皮貨商的傳說等等。20世紀以后,開創了人類學一個很重要的傳統,即長期生活在原始民族中參與觀察。從馬林諾夫斯基開始,幾乎所有的宗教人類學家,都有長期生活在原始民族中的經歷,都曾親身參加原始宗教活動。

 

卓新平先生說:“宗教人類學是利用田野考古學方法和參與性觀察方法來研究原始宗教或無文字民族的宗教。”張橋貴、陳麟書合著的《宗教人類學》的序言上說:“宗教人類學顧名思義是采用文化人類學田野考察和參與觀察的方法,通過實地調查和親自觀察,來研究后進民族的原始宗教。” 這兩段話是對傳統宗教人類學的概括。對于現代宗教人類學來說,這種概括就片面了,因為現代宗教人類學的研究對象已遠遠不再限于未開化民族。

 

2.文明國家的宗教

 

人類學、宗教人類學的產生與西方殖民主義有密切關系。殖民擴張使西方人接觸到世界各地的原始民族。一方面出于對奇風異俗的好奇,另一方面是為了了解殖民地土著居民的文化,以便更好地管理他們,人類學、宗教人類學便應運而生。二戰以后,大多數殖民地獲得了獨立。他們討厭和拒絕西方人類學和宗教人類學家,人類學和宗教人類學出現了危機并不得不轉向。

 

早在1939年,馬林諾夫斯基已預言人類學的研究對象會發生轉變。他為費孝通《江村經濟》一書作序,提出人類學“必須首先離開對所謂未開化狀態的研究,而且應該進入對世界上為數眾多的、在經濟和政治上占重要地位的民族的較先進文化的研究”,“對印度人、中國農民、西印度群島黑人、脫離部落的哈勒姆非洲人同樣關注”。這是費先生的創新之作啟動了他的靈感和預見。上世紀中期,西方人類學家和宗教人類學家開始研究中國、日本、印度、墨西哥等國家的文化與宗教。這些國家絕對不屬于未開化民族,相反文明比西方更為悠久。

 

以中國為例,西方宗教人類學家對中國民間宗教進行了大量的田野考察,并寫出許多專門的著作。1974年,武雅士主編的《中國社會中的宗教與儀式》一書,在美國的斯坦福大學出版,該書集中了國際上對中國民間宗教研究的主要成果。不同的作者發現漢族民間宗教存在一個共同的象征體系:神、祖先和鬼。1981年,馬丁所寫《中國儀式與政治》一書在英國劍橋大學出版。1987年,麥克米蘭出版社出版了威勒所著《中國漢人宗教的一致性與多樣性》。同年,斯坦福大學出版了桑格瑞所著《一個漢人社區的歷史與巫術力量》。

 

3.人類學本土化

 

二戰以后,人類學的轉向還表現為人類學的本土化,即西方人類學家開始研究西方社會自身。過去有一種無形的分工,社會學研究西方本土的社會問題,人類學研究“異邦”的原始文化。20世紀中葉以來,美國人類學家的研究對象涉及本國的親屬制度、宗教運動、族籍、文化價值、象征符號、社會特征、國家特征、社會階級、社區和語言、經濟全球化、城市無家可歸者等。歐美人類學家還探討本國的移民群體、艾滋病群體、吸毒群體、志愿者群體等。人類學發展出許多分支,如都市人類學、鄉村人類學、政治人類學、經濟人類學、工業人類學、教育人類學等。

 

宗教人類學也逐漸本土化,它更關注西方本國的宗教問題。美國斯特倫在《人與神》一書中,指出美國宗教人類學家們的“研究較少和社會模式化進程中的當代趨勢有關,而是更多地論證宗教從何時起,以及怎樣成為最強有力的社會模式”,這就是說,宗教人類學家要更關心當代美國社會,要揭示美國宗教與社會經濟、政治生活的關系。

 

汝信主編的《社會科學新辭典》關于“宗教人類學”詞條上談到該學科研究范圍的擴大:“研究對象已不僅局限于現有未開化民族的信仰與習俗,開始研究近現代社會本身或下層社會中流傳的民俗學方面的資料。” 例如,現代宗教人類學家研究了歐洲基督教內部的千禧年運動。埃里克·霍布斯鮑姆的《早期造反者》(1964)一書,在第四章“千年至福說”中,對老式千禧年運動與現代革命運動的性質進行了比較。凱納姆·伯里基的《新天堂、新世界:千禧年運動的研究》(1969)一書,用宗教人類學的觀點論述了千年至福說。

 

 

 

二、研究學派的轉變

 

 

 

1.進化學派與社會學派

 

宗教人類學形成于19世紀和20世紀初,代表人物是英國的泰勒、弗雷澤等。這些學者大多受到達爾文進化論的影響。按進化論的觀點,任何事物都有起源和進化階段,那么宗教的起源以及早期發展階段是如何的呢?他們根據間接的或直接的原始民族資料進行研究。泰勒是19世紀下半葉著名的進化論人類學家,著有《人類古代史研究》(1865)、《原始文化》(1871)、《人類學》(1881)等著作。他認為,原始人的萬物有靈觀念是產生宗教的根源,這在當時的宗教研究領域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弗雷澤的名著是《金枝》(1890),它生動描寫了原始民族的靈魂信仰、土地崇拜、樹木崇拜、禁忌習俗、潔凈儀式、人祭、巫術等。弗雷澤認為人類智力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巫術、宗教、科學。人類起初相信自己通過巫術力量可以呼風喚雨、遠距離傷害敵人;后來把超自然的能力歸于精靈和神;最后認為世界的主宰既不是巫力,也不是神力,而是自然規律。

 

泰勒與弗雷澤都使用了理性主義的方法,即他們都有一個無形的假定:未開化民族對原始宗教的信仰的根源是,那時的人們有一種說明睡眠與夢、死亡等生理現象的理性需要。與這種理性主義方法不同的,是法國社會學派,代表人物是杜爾凱姆,他的代表作是《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1915)。該書以澳大利亞的圖騰崇拜為資料,論證了宗教產生于道德秩序的社會需要。

 

2.功能學派與結構學派

 

在20世紀的中葉,宗教人類學領域出現了幾位重要人物:英國的馬林諾夫斯基、布朗等。他們創立了田野調查和參與觀察的方法,在原始民族中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宗教資料。馬林諾夫斯基的代表作是《巫術、科學、宗教與其他論集》(1948),布朗的代表作是《未開化社會中的結構和功能》(1952)等。他們完成了一個方法轉換:不管宗教是如何起源的,更值得重視的是宗教的功能,即宗教為個人和社會群體做了什么?起了什么作用?他們用功能的、結構的方法分析土著居民的宗教信仰,重點在共時性而非歷時性,強調宗教和巫術儀式對社會的功能意義而非宗教的本質。例如,馬林諾夫斯基認為巫術儀式的功能在于消除原始人的焦慮,鼓舞信心,而布朗認為它的功能在于維持社會秩序。

 

在功能學派之后出現了法國結構學派,代表人物是列維·施特勞斯。他認為結構是一種潛在的配置,可見的模式均為潛在配置的外在顯露。按結構的方法,將神話、宗教和其他現象作一調查和比較,對它們可能的組合作轉換或分析,然后發現其中的基本結構。他認為神話最初是關于宗教儀式的口頭傳說,傳到后來就變樣了,通過分析結構可以還原它的真實性。施特勞斯分析了歐洲兄妹相愛,變成太陽月亮(與中國伏羲女媧兄妹成婚,變成太陽月亮相似)的神話傳說,認為該神話看起來具有“虛假性”,但卻反映了古代亂倫禁忌的“真實性”。

 

3.象征分析學派

 

象征分析學派與結構學派一樣,都是二戰以后才興起的。二戰以后,人類學的理論研究興趣一度轉向社會結構、親屬關系、政治和語言,宗教人類學被冷落了一個時期。大約20年以后,宗教人類學家們由關注宗教的社會功能轉變為重視宗教象征與宗教信仰的意義。英國宗教人類學家普里查德在其《原始宗教諸理論》(1965)一書中指出,單從社會學或心理學的角度來說明宗教,都不大適宜。他認為應該重視對宗教信仰、象征、儀式的研究。

 

人是運用象征的動物。語言和文字是最明顯最重要的一種象征物,但絕不局限于此。人們常把宗教視為一個龐大的象征體系,對其象征體系進行分析,才能探究宗教信仰和宗教思想的構造方式和表達方式。象征分析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維克多·特納,寫有《象征的研究》(1975)、《象征之林》(1976)等多篇有價值的論文,他指出宗教象征往往具有“多義性”。多義性使簡單的祭儀象征充滿了多重含義,從宇宙到各種社會關系。

 

史宗主編的《20世紀西方宗教人類學文選》一書,在緒論部分總結了宗教人類學的現代轉向:“宗教人類學的研究一開始關注宗教的起源,隨后又致力于闡明宗教的社會學功能和心理學功能,最后轉向探究宗教信仰和宗教思想的構造方式和表達方式。”又說:“象征分析這一日益成長的領域包含了各種各樣的探究,從維克多·特納和克利福德·格爾茨所集中體現的對文化象征在社會生活中作用的解釋,到列維·施特勞斯所發展的對象征系統的自足邏輯的分析,不一而足。其他許多人類學家也轉向哲學、心理學、文學批評、美學、語言學、信息理論、符號學等不同領域,以期透徹地分析象征及其作用。”

 

    

 

 

 

三、其他方面的轉變

 

    

 

1.動態的研究

 

早期宗教人類學家的主要工作是寫民族志、宗教志,力圖客觀地將未開化民族的原始宗教活動一一描述出來。從一定意義上講,這是靜態的研究。在人類學轉向以后,宗教人類學家開始重視宗教變化、宗教動力以及宗教復振運動。英美人類學家研究文化變遷中的宗教運動,如美國印第安人的鬼舞運動和仙人掌教運動,南太平洋群島土著人的千禧年運動和船貨運動。美國人類學家華萊士寫的《復興運動》(1956)是這類研究的典型。他將本土主義運動、船貨運動、千禧年運動等形式都概括為宗教復興運動,并找出這類運動的共同特征。他認為,大部分宗教現象的歷史起源都隱含于這些運動之中。

 

現代宗教人類學探討這樣一個問題:宗教世界不斷被世俗化,但為什么世俗化加劇,卻又不斷產生新的宗教?這涉及宗教的動力問題。華萊士等人的研究,正是試圖回答這一問題。回答這些復雜的問題,顯然需要的是動態的研究。這種研究還要求關注世界范圍內的新興宗教運動。扎雷斯卡和馬克·萊昂編輯的《當代美國宗教運動》(1974),對美國的新興宗教作了廣泛考察。弗朗辛·戴納的《克里希那的美國兒女:國際克里希那運動的研究》(1976),對一類具體的新興宗教進行了人類學探討。華萊士的《塞尼加族的死亡和再生》(1970)一書深化了他在《復興運動》一文中的宗教動力理論。我國臺灣地區的人類學家李亦國運用宗教復振運動的理論研究臺灣地區的“新興民間宗教”以及朝圣進香活動。

 

美國人類學家恩伯夫婦合著的《文化的變異》一書中有一節“宗教變遷”,論述“西方社會影響的日益增大導致了世界很多地區的宗教變遷”,例如“我們對蒂科皮亞島民改信基督教的過程進行考察”。香港地區人類學家喬健研究中國瑤族尋找、返回千家峒祖居地的運動,認為這一運動屬于世界范圍的本土運動或宗教復振運動。

 

2.綜合的研究

 

當宗教人類學家離開未開化民族而回到西方本土時,他們更加需要綜合地研究部落宗教與歷史宗教。首先,他們可以研究本土未開化民族的宗教,例如美國宗教人類學家可以研究印第安人的宗教。但是他們肯定會發現情況變了,印第安人的經濟文化有了很大進步,他們的宗教也融合到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某些流派中。所以,必須采取綜合的研究方法。其次,他們還會發現,原始宗教中存在著的巫師、薩滿、致幻藥、神壇、圣殿、魔力等等,在最發達的民族和國家中,在最繁華的都市里,也同樣存在著,需要宗教人類學家去研究。第三,他們學會了用人類學和田野調查的方法去研究所謂歷史宗教,即基督教、伊斯蘭教、佛教等制度化宗教。這些制度化宗教的教義教規與教堂廟宇中實際的宗教行為有所區別,人類學家通過田野調查可以了解到現實形態和民間形態的宗教行為。第四,宗教人類學家善于進行宗教的比較研究,在這個領域里他們可以進行更廣泛的綜合的研究,例如可以將未開化民族的原始宗教與發達國家的民間宗教進行比較研究等等。布林·莫利斯的《宗教人類學》已經是綜合研究的嘗試。書中所說的“宗教”并不局限于未開化民族的宗教,書中的宗教人類學家也不局限于那些專門研究原始宗教的學者。

 

3.哲理的研究

 

宗教人類學一直具有實證科學的特征,強調客觀的態度,重視經驗的檢驗。但是現代的發展,“使較傳統的人類學中刻板而‘客觀’的觀點,轉變為比較辯證的觀點。這種辯證的觀點在考察社會和文化時,盡可能地提醒人類學家和觀察者注意到自己的主觀性與文化的概念。”

 

20世紀中葉,傳統的宗教人類學向哲理化方向轉變。特別是50年代后期,西方哲學思潮不斷更新,存在主義、結構主義、象征主義、解釋學風行一時,各領風騷。宗教人類學受這些哲學思潮的影響,出現了一批新的流派。最著名的有列維·施特勞斯的結構主義圖騰觀、神話觀,其代表作是《神話學》(1964)、《野性的思維》(1962)、《當代圖騰制度》(1962)、《結構人類學》(1958)等。利奇和特納接受象征主義哲學而從事宗教人類學的研究。利奇分析了原始民族割禮儀式和圖騰制度的象征意義。特納則以專門研究宗教儀式的象征意義而著名。格爾茨是解釋人類學的創始人,他的《爪哇的宗教》(1960)一書關于“巴厘島斗雞”的分析與解釋,是他運用解釋主義分析宗教現象的典型實例。他的宗教人類學觀點集中表述在《作為文化系統的宗教》(1965)一文中。此外,西方宗教人類學還受到符號學、現象學等哲學流派的影響,這里就不一一舉例了。

 

總之,宗教人類學的現代轉變,使它的研究對象和范圍有擴大的趨勢。美國出版的《宗教學百科全書》中說:“由于對研究主題與范疇的爭論不休,致使宗教人類學保持不斷擴張的趨勢。”這一擴張的趨勢不僅僅表現為哲理化,還表現為動態研究、綜合研究等其他方面。宗教人類學的對象、范圍、方法都發生實質性的變化,這種變化已經是不可改變的事實。我們不能否認它,因為這是宗教人類學的進步。

 

 

 

(作者單位為武漢大學哲學學院)

(責任編輯:d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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